《论语》中"直躬证父"的故事阐发了儒家伦理"亲亲相隐"的原则,揭示了儒家面对家庭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伦理冲突所作出的独特诠释.其中,"叶公之直"作为烘托儒家伦理要求的参照物,在现代性语境下十分呼应地描绘了现代西方社会的共同体模式.而黑格尔和施蒂纳对《安提戈涅》的解读为解析叶公"荆蛮之豪"的思想内涵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补充.黑格尔主张主体生存必须跨越家庭血亲达到国家公义的水平,施蒂纳则揭示了国家共同体的虚幻性与个人功利的真实性,二者的思想作为同一逻辑的不同环节展现了现代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宿命.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和施蒂纳表达了他对消除异化、恢复人本真自由的"真实共同体"的理想追求,这一旨归构成了马克思对"亲亲相隐"难题的现代诠释.以"亲亲相隐"与《安提戈涅》为线索进行比较,可以揭示儒学与马克思思想在共同体理论方面的共通性,从而为我们理解中华文化在现代语境中的新境界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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