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认为,清末新政以降,历届政府为了加强对乡村资源的榨取而强化了国家权力的渗透,这一过程导致土豪劣绅继起,乡村社会权力异化.但在江南地区,19世纪末至全面抗战前,现代工业的兴起为普遍的人口流动和社会流动创造了社会经济条件,初步瓦解了传统乡村社会权力生成的内在基础.农民能够摆脱乡土社会依附关系,个体的独立性得以发展.明清以来地主的大规模城镇化,加之20世纪中前期工商资本家对农村土地的投资以及大量离村农民的出现,致使江南地权的归属空间主要集中于城镇.因此,以汲取赋税为重要目标的国家权力对江南乡村的渗透较为虚弱,被视为这一时期乡村社会权力异化的主要制度安排的保甲制亦有名无实.江南乡村精英权威的来源主要还是取决于个人的服务能力、道德品质与知识水平.一些实业家和新式知识分子凭借对乡村建设的贡献等要素而成为新型乡村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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