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国家治理模式自汉以来被历朝统治者所遵循.至明代,国家治理出现新趋向:权力中枢论政时,"通商"成为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中的常用话语;在地方基层社会治理中,通商已然成为官员常用的治理工具;通商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开启制度化历程.这种新趋向出现的原因有四:一是商品经济发展;二是明代商人多豪杰之士,已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三是"士多出于商"的现象在明代较为普遍;四是不少站在时代前沿的政治家、思想家走出农本商末,转向农商并重.明代国家治理新趋向初步显现于洪武,成化、弘治始具雏形,到嘉靖、万历年间完全形成.明代国家治理新趋向形成的意义重大,标志人对人的依赖逐步为人对物的依赖所代替.但对明代国家治理的新趋向也不宜评价过高,因为它只是传统国家治理中关于商业、商人的思想和制度的变动,而不是国家治理的思想体系、制度体系的整体性变革."通商亦富国之术",并不是要从根本上保障商人的各项权利,只是减轻官吏对商贾的勒索,以保证国家的商税收入,与近代的通商概念存在不小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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