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韦伯的新教伦理研究,并不是要解释资本主义的兴起,而是要澄清,乃至唤醒曾经承载现代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市民阶层的精神特质.现代早期新教伦理从"人必须服从神更甚于服从人"出发,为民众和民选官员的抵抗行动提供了一种新的正当性,决定性地改变了古代和中世纪城市中民主制作为非正当性支配的地位.与此同时,新教伦理也孕育出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和人格形态,为新生的民主制提供了一个伦理基础:担纲起这一民主制的那一现代市民阶层,乃是一群被教派或俱乐部所拣选的带有极强的贵族意识的圣徒或绅士.由"宗教贵族主义"掌舵的这种民主制,成为韦伯反思大众民主制的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