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艺术家邓石如于乾隆五十七年迄五十八年任毕沅武昌幕府的宾客,受限于学术修养与工作能力,他只得在书法篆刻与诗歌唱和方面用力,沦为边缘性的"文艺花瓶".但这段经历使他同毕沅及幕中学者有了实质性交往,并为此后的创作、鬻艺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文化资本.从艺术史的角度考察,邓石如的入幕、辞幕、重返扬州鬻艺治生,皆根植于乾嘉时期的金石文化场域和社会氛围中,其艺术实践的另类特质,使他无法获得既坚守经史考证本位、又有艺术理念的毕沅及幕中学者的真正认同.因而,这一段并不成功的游幕经历及随后对鬻艺治生方式的回归,便成为彼时新兴艺术家同主流、保守风气展开正面冲突的难得案例.而贯穿邓石如一生的高度绑定治生与创作的复杂实践,亦反映出碑学的独特发展路径,这既昭示了新的范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亦推动了书法向独立艺术门类和职业技能转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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