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陕西易俗社"首次赴京"开始并不以北京为目的地,只是长达数月跨省巡演的一部分;也并非全体出行,而是以演员王天民为核心组成的一支演出队.易俗社此行兼有劳军、商演、文化交流、会馆演剧等多重属性,是由"新""旧"两种传播规律共同作用而实现的一次具有鲜明异质性的传播事件.在北京演出期间,受全社会"趋新"浪潮的裹挟,在戏剧市场和大众舆论"尚新"趣味的合力作用下,易俗社被塑造为一个全然不同于秦腔旧班社的"新型改良剧社"形象.至此以后,易俗社之于秦腔发展的正面价值主要在于"出新"的认识不断被强化,渐成共识,改良秦腔对旧秦腔传统的承袭则日益被忽视,秦腔改良运动的历史遗产亟待重新整理和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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