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朱熹释“大学”为“大人之学”，郑玄释“大学”为“太学”，前者指学问，后者指学宫。对早期传教士身份的汉学家而言，翻译此书时是追随朱熹的观点，因此从马士曼、马礼逊到理雅各，俱以“Great Learn‐ing”而非“Tai School（太／泰学）”来翻译《大学》篇名。朱熹关注的是《大学》的作者问题，“经、传之分”也是从此思考而出现的章句做法；郑玄与孔颖达关注的是“从戴德到戴圣”的编者问题，从《汉书·艺文志》、郑玄《六艺论》、《三礼目录》到《隋书·经籍志》可以作为一种书目线索。近现代学人讨论《四书》本《大学》或《礼记·大学》的作者与成书／成篇年代，包括使用郭店儒简文献时，都已受到朱熹的影响而不自知。朱熹提出的三纲领，在孔颖达那里只称为“三在”；朱熹提出的八条目，在郑玄那里是不成立的概念，而在孔颖达视域中的《大学》本文结构，确然并无后世所谓的“八条目”。郑玄认为在“太学”中所学的是一种“博学可以为政”之“学”，因此，“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反映的正是戴圣编辑《礼记》的理想：以礼治国。这也是郑玄在《三礼目录》中将《大学》分类为“通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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