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早年在日本思考中国文学问题，日本文学作为一种氛围和背景引起了他的注意。在他的文学生涯中，北川白秋、芥川龙之介等人的概念与他产生共鸣，支撑着他对文学与现实、历史、未来、创作主体关系的思考。然而，他与日本文学并不是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这是一个跨文化背景下的隐藏对话。在鲁迅看来，日本文学作为一种知识形式，已经失去了原有的语法地位，变成了一种新的语言单位。参与鲁迅话语活动，担负着一种新的结构性使命，支持、加强或促进对鲁迅的某种认识。在日本期间，鲁迅放弃了医学，开始思考通过文学改造民族灵魂的问题，倡导并坚持启蒙时期的文学人生观。这种文艺观产生的背景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制约因素十分复杂。其中，通过接触认识到的日本文学的经验是极其重要的。鲁迅通过梁启超的日本政治小说观，逐渐消解了内心的文学与科学的张力，认为文学可以传播科学，并将其应用于现代生活;夏目漱石的"剩余论"和北川白秋的文论在鲁迅看来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力量，规范了他对文学为生活的范围和程度的思考和说话，即他没有超越艺术底线去谈文学为生活。鲁迅不喜欢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理性揭示真理"。翻译在鲁迅的文学生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日本文学翻译领域。鲁迅的翻译态度、翻译哲学、产品质量、社会影响等，都开创了近代中国日本文学翻译的新潮流，为中国文学翻译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成为日本文学翻译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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