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流亡俄国的布莱希特观赏梅兰芳的访苏演出,以此为契机完善了其20年代便已酝酿的"陌生化"理论,并初次正式使用了这一概念,其间的互渗关系呈现为戏剧跨文化交流中观念的动态"流通".然而布莱希特对梅兰芳的评论文章分为1935年的初稿与1936年的修订稿,体现出对戏曲程式从扬到抑的态度变迁.初稿中,布莱希特称赞程式"传承"与"改革"的两大功用,一方面是受到中方舆论的先期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他从自身出发对"史诗剧"及"姿态"论的"再次发现".1935年底纽约排演《母亲》的惨淡经历以及"斯氏体系"的猛烈冲击令布莱希特更为强调戏剧的政治性与批判性,修订稿也转而批评戏曲程式中教育性与社会性的缺乏.布莱希特的观念转变使其与张彭春、梅兰芳之间出现了文化错位,双方均标举"现实主义",但其锋芒一指向"自然主义",而一指向"象征(主义)",体现了对"现实主义"的不同理解与走向世界的不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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