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20年代至全面抗战前的10余年间,大规模的古籍出版活动在传统文化式微的语境下,创造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从出版视角看,此次传统文献"出版热"自有其迥异于过往的生产逻辑.在正典化不断远去的文献生产前提下,通过建构纪念碑性,大型古籍丛书的生产活动被再度嵌入政治的框架内运行,知识的政治建构在这一时期是古籍出版活动整体上极为凸显的特点.于外,古籍以展览和馈赠的方式走出国门,在文化外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于内,古籍则通过行政手段与市场之手抵达新时代的阅藏场域,迎接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匿名化读者.总体上,古籍的物质性特征被放大,不论是在为国家提供外交象征物时,还是在为读者提供合宜的读物时,文本性的地位均遭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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