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泰始五年(269)任巴西郡中正开始,直至太康三年(282)授长广太守,陈寿担任佐著作郎和著作郎达十余年.十余年中,陈寿不仅得以遍阅国家藏书和各种实录、档案,也通过从《益部耆旧传》的编纂到《诸葛亮集》的编纂,实现了史学观念与视域的转变,走出"益部"与"地方",建构起了适应新的统一王朝的天下观,并最终通过《三国志》精心的体例设计表达出来.《三国志》于《魏书》中以《王卫二刘传》专录文学人物,成为《三国志》中事实上的《文苑传》,而于《蜀书》《吴书》中则不立文学人物专传,仅以随文指点的方式书写蜀、吴文学,呈现蜀、吴文学概貌.《三国志》以此方式整理三国文学谱系,建构出以曹魏邺下文学为主,蜀、吴文学为补充的三国文学格局.这一格局既客观反映了三国文学的历史实际,又与《三国志》宏观的"天下"体系相符合.其杰出之处体现在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对邺下文学主流地位的承认和谱系的准确建构,二是对蜀、吴文学成就的客观判断和准确书写.对"益部"或者蜀汉在其"天下"与"三国"体系中的客观定位,是陈寿完成《三国志》"天下"建构与三国文学谱系整理的重要基础,而陈寿走出"益部"、完成从"我者"到"他者"身份的转变无疑是其中的关键.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267)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19YJA75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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