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可译性问题是西方翻译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伽达默尔以辩证的视角提出独到的翻译观:在其诠释学理论下,翻译是一种介于可译与不可译之间的活动,译者可以通过解释的艺术与创造性叛逆将不可译性降到最低.这一策略对园林文化的翻译有重要参考意义.方法:文章选择中国园林的经典之作《东南园墅》及其汉译本的文化翻译现象为具体案例,揭示伽达默尔尝试通过模糊翻译、解释、创造性叛逆三者之间的界限,将语际翻译推向广义的理解与解释,试图在人际间实现对话、敞开意义,以促进对话双方的人际理解与达成共识的广义翻译观.结果:童明先生的汉译本翻译多处印证其与伽达默尔提出的翻译策略不谋而合:文化翻译是一种解释的艺术,解释本身使其免于翻译的界限,而叛逆性的再创作也是必不可少的.结论:从诠释学的观点来看,园林文化翻译的可译性准则在于,将诠释和叛逆性创作的方式作为衡量园林文化翻译的准则,园林文化翻译的不可译性才会降到最低,从而达成人际理解与共识.
基金项目
2023年度山东省研究生优质教育教学资源项目(SDYKC2023149)
2021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一般项目(21CYYJ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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