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很长一段时期以手续治国,手续观念却长期被学界忽视.19世纪末康有为、康同薇父女在《日本书 目志》中将日文"手続き"译为"手续"舶来中国.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和叶澜编著《新尔雅》,阐述立法手续,将手续解释为国家权力机构制定法律的特定方法.手续具有不等同于道德的正当性,且有繁杂碍事等负面局限性,但超越皇权程式体现国家权力,在清末新政中被部分知识精英接受.预备立宪中清廷学习 日本政法制度,手续使用量迅速超过程式,其中梁启超贡献最多.国权手续有一定现代性,但延续权力强制思维,理论和道德上的正当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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