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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信息/Journal information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顾海良

双月刊

1671-881X

whds@whu.edu.cn

027-68754203

430072

湖北武昌珞珈山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Journal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Humanity Sciences)CSSCICHSSCD北大核心
查看更多>>本刊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双百”方针，大力宣传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繁荣学术事业，开展学术争鸣，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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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年代

    对外援助与国家软实力:中国的现状与对策

    胡鞍钢张君忆高宇宁
    5-13页
    查看更多>>摘要：2015年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如何理解和应对这些变化与挑战,对我国在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是否能够发挥主导作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的对外援助虽然增长较快且规模已居世界第4位,但是与我国经济总量、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占世界比重仍有很大的不对称,与我国的国际地位不符并已经成为“走出去”战略的短板.我们认为,我国在坚持“严格尊重、不附带条件、不要求特权”的对外援助准则的同时,应加大对外援助力度,尤其是更加重视人力资源的援助;提高援助标准,加快建立适应国际新形式的官方宽口径对外援助资源统计方式;尽快成立以外交部牵头的国务院直属发展援助机构,开拓国际发展援助的国际合作新领域.总之,我国应以国际合作来积极应对传统援助国在新一轮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下提出的挑战.

    对外援助国家软实力走出去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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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后工业化进程中的个性化

    张康之
    14-21页
    查看更多>>摘要：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一个个性化时代的到来,社会构成的多样化、行动者的多元化等,都在客观上汇聚起一种个性化的力量.事实上,来自社会的多样性需求以及面对危机事件的即时行动,都对工业社会的标准化、依规则而行构成了挑战,要求彰显个性.在人类的农业社会历史阶段,由于人的自我意识尚未生成,并不存在普遍性的个性追求.工业化实现的人的解放为个性化提供了契机,但是,在工业社会的建构过程中,我们走的是一条通过规则治理社会以及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确立起统一标准的道路,它使得人以及行动的个性化仍然是可以想望却不可企及的理想.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社会显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特征,个性化运动也处处弥漫开来.我们正在走进个性化的时代,对个性的承认和包容应当成为我们时代的主旋律.

    工业化后工业化标准化个性化家元共同体族阈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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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工业化时期英国治安法官与劳资纠纷的化解

    初庆东
    22-29页
    查看更多>>摘要：前工业化时期,英国政府为化解劳资纠纷,出台一系列劳工立法,授权治安法官厘定劳工的工资标准与裁决劳资纠纷.治安法官作为国家的代理人与地方社会的管理者,根据劳工立法管制劳工与雇主的行为,运用罚金、鞭笞或监禁等方式惩罚违法劳工与雇主,从而形成以治安法官为权力主体的劳资纠纷化解机制.治安法官遵循家长制理念化解劳资纠纷,一方面保护劳工与雇主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要求劳工与雇主服从劳工法令,其目的是强化政府权威与维护社会秩序.治安法官化解劳资纠纷的实践,有利于近代英国社会的稳定转型与国家的有序发展,并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构建良性劳资关系提供有益借鉴.

    治安法官劳工立法英国前工业化劳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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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小马丁·路德·金非暴力策略的演变

    于展
    30-39页
    查看更多>>摘要：小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思想和策略在实践过程中经历了从非暴力劝说到非暴力强制再到非暴力“革命”的过程.金早期的非暴力劝说策略希望通过黑人的受难牺牲唤起白人的良知觉醒,但这过于理想主义,不可能改变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没有成功.金中期的非暴力强制策略则通过非暴力斗争引起了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暴力抵制,吸引了媒体关注,引发了危机,最终迫使联邦干预.这一策略以理想主义的手段对联邦政府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取得了很现实的理想结果.金晚期的非暴力“革命”策略则在目标和手段上都过于激进,不能得到联邦政府和白人自由派的支持,最终失败.可见,能否把理想和现实紧密结合起来是非暴力策略成功与否的关键.

    小马丁·路德·金非暴力劝说非暴力强制非暴力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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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论文生产与国家生产力——一个关于中国科学研究悖论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尚虎平
    40-60页
    查看更多>>摘要：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来源于社会生产力的持续提升.马克思、恩格斯洞察了科学技术在促进生产力中的作用,邓小平进一步厘清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客观规律.为了以科学技术研究推动我国生产力进步,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推行了一系列以公共财政资金支持科学技术研究的改革.在每年20％左右的财政增长率的支持下,我国科学技术研究取得了较大成果,这种进步主要表现在我国国际论文生产能力长久居于世界第2位,但以国家竞争力、二次工业化水平衡量的生产力水平却远落后于此.这肇源于政府科技主管部门采用的便利行政式绩效评估,使具有第三方评价性质的国际论文成为科研评价的最主要指标;压力体制下,基层科研单位层层加码、物质激励与惩罚并举的评估与激励,进一步强化了扩大国际论文产出而轻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其他方面;科研从业者分化为合同工与老板,两者之间劳动关系异化为具有剥削性质的生产关系,这种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随着劳动者、劳动对象、生产资料扩散到其他生产行业并反作用于更广生产领域的生产力,从而抑制了我国生产力达到应有的高度.未来可以通过明确生产力责任、推进科学技术开发银行制度等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科学技术研究受托责任自利行政绩效评估生产力劳动关系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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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金元全真高道辞世颂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吴光正
    61-72页
    查看更多>>摘要：由于教主王重阳的刻意倡导,辞世颂的书写在金元时期成了全真教道士辞世的一大传统.这些辞世颂以其独特的宗教理念、宗教情怀和文学意象锻造了自身的教派文学标志,体现了道教史和道教文学史上的新变化.辞世颂的创作揭示了道教教义的新发展、反映了全真教对形神关系的新思考,全真教的文学书写成了道教建构信仰认同乃至教派认同的重要手段,其对文学表现手段的经营让金元全真教文学登上了道教文学史的巅峰.

    全真教辞世颂宗教修持生命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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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同”与“存异”:明清之际儒学社会性格的转变

    张循
    73-86页
    查看更多>>摘要：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是传统儒家士人的最终职志,因此他们必须时时与他们的行道对象——同处于此世的社会大众保持联系.这种联系与儒学的内在逻辑和外缘环境两方面同时相关.在不同时代,这内外两方面因素是变动不居的,儒家与社会大众之间的联系也随之变动而表现为接纳大众或疏远大众两种倾向,即所谓“求同”和“存异”两种社会性格.明清之际,儒学的理论重心出现了从“道在人心”到“道在六经”的转移,同时又处在社会经济大发展和明清鼎革剧变的外缘环境中.在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儒学的社会性格从主动地“求同”转变成为有意识地“存异”,从主动地接纳大众调整为有意识地与大众保持距离.以往的研究通常将清代考据家埋首故纸、不问世事的姿态解释为政治压力的结果.这自有其依据.但是如果把考据家的不问世事理解为始终与一般大众的世界保持一种距离的话,那么他们的表现也许就不全是因为政治压力的“被动”姿态,而更是一种“主动”选择.

    明清儒学道在人心道在六经遗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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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善说性抑或以性说善——孟子性善说新解

    廖晓炜
    87-94页
    查看更多>>摘要：孟子的性善说并非“以善说性”,亦即对人性的全部内容作价值性的评判,而是“以性说善”,亦即说明本真性的善的可能性条件.孟子性善说的基本意涵可作如下诠释:源于人性的四端之心,先天本具为善的充足能力;作为情感与理性的内在统一,在本真的状态下,四端之心之为善能力的发用具有自发性和直接性.换言之,作为道德主体的四端之心的为善不涉任何功利性的考量,同时四端之心也不以任何外在的规范作为道德实践的准则,毋宁说,四端之心本身即是善的“决定因”.以上可说是对孟子性善义较为完整的揭示.

    孟子性善说以性说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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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代国语文学史的发生与退场

    方长安邬非非
    95-106页
    查看更多>>摘要：1920年代胡适的《国语文学史》和凌独见的《新著国语文学史》均以国语为述史准则,并试图从文学史写作和国民教育角度解决国语普及和新文学建设的双重难题.相较于胡适的《国语文学史》,凌独见的《新著国语文学史》虽然被时人评为“糟糕”,但是其不仅在叙述起点和分期问题上弥补了胡适文学史著存留的遗憾,而且在如何兼顾国语标准和文学审美性方面体现了自己的独见,反衬出胡适文学史著意图先行写作方式的弊端.当然,胡适《国语文学史》作为第一部从国语角度编纂的文学史著,首次把国家民族概念融入文学史构建及文学批评创作等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1928年,胡适著《白话文学史》的出现宣告了国语文学史的退场,体现了胡适对新文学发展和文学史写作的重新思考,并展示出20世纪初文学思潮转换的历史背景.而退场之后的国语文学史并未完全消失,仍以显性和隐性的方式影响着新文学建设和文学史书写,也提供了从语言角度深入研究文学史书写的可能性.

    胡适凌独见《国语文学史》《新著国语文学史》《白话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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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史”范畴与初期新诗合法性

    张文民
    107-113页
    查看更多>>摘要：新文学提倡者以文学进化观为武器论证初生新诗的价值及合法性.有关新诗的最初的历史叙述包含在“中国文学史”框架内,文学史家从诗歌发展、进化与变革的角度阐发新诗价值、塑造新诗品格、建构新诗形态,这种阐发、塑造与建构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规范着新诗的发展道路以及后人对新诗的认知与言说.新旧对照式的文学史叙述透露出想象、建构新诗时无法摆脱旧诗审美规范的焦虑,以及希望新诗从旧诗中吸取有益资源发展、完善自己的“集体无意识”.

    新诗合法性中国文学史文学进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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