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更多>>摘要:本来,认为袁中郎的《董思白》一信写于万历二十四年,是所有袁中郎研究者的共识,也并非是韩南、魏子云两先生的独创.只要承认这一系年,那《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信息就在这一年,无可争辩.周先生为了挑战这一说法,特别挑出了韩南、魏子云两位先生的大名,无非是为了表示"自觉追求""与权威的论争中创新"是他从事研究的"信条".但妙的是,他用以否定"万历二十四年"的立论根据,恰恰是用了韩、魏的所谓"共游"说,而这个"共游"说又恰恰是被他硬按给韩、魏头上的,无非是借用这两"权威"来为自己壮色.这就在同一个问题上,他处在既要挑战两权威,又要借重两权威的矛盾境地.在论述中,不但虚造了韩南说过"共游洞庭山"的话,而且又误读或曲解了一系列的文章.其关键是,陶石篑两次来苏州,明说万历二十三年的那次没有游洞庭,二十四年他带了一批亲朋好友游洞庭.袁中郎的诗文谈及二十四年陶游洞庭时,都表明自己在病中,未曾陪同.袁中郎另有一篇《西洞庭》写的是后来他一人游洞庭.所以,陶与袁从未"共游"过洞庭.周先生既没有读懂《董思白》,又误读了《西洞庭》,在虚构的韩、魏"共游"说的引导下,就咬定陶、袁"共游"过;既然他们"共游"过,那不是二十四年,就一定是二十三年了.于是"第一信息"就来自万历二十三年了.从中可见,做学问不能从打倒权威出发,而是要从求真求实出发.用材料说话,还要读懂材料,要有实事求是的学风.写这篇文章,特与周先生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