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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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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月刊

地方文化研究/Journal Local Culture ResearchCHSS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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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娲意象与女娲信仰的演变

    刘景纯
    1-10页
    查看更多>>摘要：文献最早记载女娲故事是在战国时期,当时人意象中的女娲,是一个造人的人或神,冀州和《山海经》的"大荒西"地带以及楚地存在女娲及其造人的观念.随着两汉时期女娲造人方式、女圣帝的身份明确化,女娲功德也由造人者发展为"化育万物者",造人故事变得具体化.《魏书》最早记载有女娲墓,唐宋时期,女娲墓及其相关遗迹在空间上有所增长.女娲崇拜起源于西汉,唐宋时期被列入祀典,宋代确立了官祭,地点在今山西赵城镇侯村.明清时期,御祭和遣官致祭经常化.官方祭祀与民间崇拜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前者是"崇德报功",重在纪念;后者是祈求子嗣,重在功用.女娲崇拜后来有官方和民间的分化,社会崇拜的风气日益浓重.

    女娲意象女娲信仰官方祭祀民间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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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鬼子母到多子观音:佛教送子神的本土化形象演变

    吴灿
    11-20页
    查看更多>>摘要：鬼子母最初是印度民间颇有影响力的神,佛教诞生以后,因其强大的包容力与感染力被吸纳进来.随着佛教的东传,鬼子母信仰也渐入中土,与本土原有的九子母信仰结合起来,成为送子神.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佛教教内称之为"鬼子母",普通民众称之为"九子母".二者之间有所联系,也有各自的区别.送子观音信仰兴起之后,在原楚文化地区又跟九子母结合起来成为多子观音,为普通求子信众所供奉.

    鬼子母九子母多子观音送子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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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先民虎神崇拜历史动因考

    黄交军李国英
    21-30页
    查看更多>>摘要：虎属哺乳纲猫科,乃百兽之王,并被中华先民不断演绎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形态与民俗现象,尤其是虎神崇拜引人注目,但是学界对其成因解释歧见甚多.利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结合《说文解字》虎部字词、《诗经》等传世文献,证以"虎豕斗"系列地下出土考古文物,可窥悉人类迎虎、祭虎古礼的真实动因是老虎能捕食田豕、野鹿等农害,有效维护生态平衡,故被先民尊作农业的保护神.道家宗师庄子"虎狼,仁也"精彩命题的提出,更是凸显出"万物同齐""和而不同"等中国古典哲学特色,给当今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世价值馈赠了宝贵的知识经验、生存智慧,从而破译我们赖以根植的民族秘史.

    虎虎神崇拜《说文解字》"二重证据法"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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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乾隆初年先蚕礼的复兴及其原因探析

    武强周昕奕
    31-43页
    查看更多>>摘要：先蚕礼是历史王朝宫廷内由皇后主持祭祀先蚕神的宫廷典仪,最早可追溯到商周时期,但历代都没有发展为定制,清代先蚕礼自清中期设立之后,便得以复兴并逐渐发展为定制.乾隆时期是清代先蚕礼恢复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并且清代先蚕礼经历了由被忽视到引起注意,再到被重视的变化过程.在乾隆即位前,先蚕礼一直被忽视而没有被举行,而乾隆帝即位之后就着手建造先蚕祠,乾隆三年至乾隆七年正式祭祀先蚕神,但是规模小,规格低;到了乾隆九年之后,先蚕礼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先蚕礼主祀人员发生重大变化,皇后开始亲蚕,先蚕礼的仪制规格相应提升,祭祀场所也得到扩建,此后清廷先蚕礼便行而不辍.虽然这是国家礼制建设与完善的必然,但在"朕即国家"的中央专制王朝统治之下,其得以建立的主要契机极有可能在于乾隆帝对富察皇后的宠爱.因此,梳理清代先蚕礼的发展脉络,结合当时先蚕礼设立、发展时期的宫廷政治、帝后关系以及社会经济背景,可拓展制度史研究的多个路径.

    先蚕礼乾隆皇帝孝贤皇后先蚕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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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游灯"到"年例"——广东省茂名市新田坡上村元宵节庆的传承与变迁

    周肖任建敏
    44-52页
    查看更多>>摘要：粤西地区广泛流行的"年例"节庆是理解传统文化现代传承的一个重要窗口.至迟在清代,粤西年例风俗已经十分流行,且上元观灯与年例是有比较明确的区分的.但迟至民国年间,仍然有些村子并未进入年例的庆祝行列,而是保持其原有的节庆传统.如位于广东省茂名市公馆镇的新田坡上村,该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只在元宵节举办"游灯",不办年例.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粤西各地普遍恢复了年例的节庆活动,该村也重新恢复了元宵节的庆祝活动,并将其名目改为更普遍的年例.通过探讨该村从民国游灯到当代年例的两个节庆的主要仪式与内容的异同,可以更好地分析粤西地区以年例为代表的乡村节庆的变迁与传承.

    广东茂名传统节庆传统风俗"年例""游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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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美与共的叙事表达:西南地区傩面具艺术的类型结构

    聂森
    53-65页
    查看更多>>摘要：傩面具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与民族、地域、文化、审美等密切相关.同时,作为一种造型艺术,傩面具还要遵循其艺术规律和审美原则,在艺术审美中获得一种现实的观照和精神的诉求.文章根据傩面具艺术的功利目的及结构类型为主线,结合傩面具的制作工艺和审美特征,从多层面、多维度对西南傩面具的艺术形态进行分析,深刻地描述了傩面具不仅反映一个地区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经济生活状况,还与这一地区人们的文化水平、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审美意识和价值观念有关,从而揭示出西南地区民众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审美观念和价值理念.

    谱系视域西南地区傩面具艺术类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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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和县钟埠村"拖龙船"仪式音声的建构及象征

    欧阳绍清
    66-72页
    查看更多>>摘要：仪式音声是近二十年来出现的一个重要学术概念,它从仪式整体的语境中分析音声对于仪式作为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表演"过程的重要意义.文章以泰和"拖龙船"仪式为研究对象,结合传统的发明、象征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从"音声"切入,置"音声"于仪式或信仰的共生环境中探寻其内涵和意义.对于"拖龙船"仪式而言,执仪人"文化表演"所形成的"音声声谱"有着从"象"到"意"的隐喻,形成一个"符号(基本单位)—仪式(聚集体)—象征(意义)"的动力循环圈.音声在保持仪式进行有效性的同时,不但赋予娱人娱己双重功能,还在不同的仪轨环节中,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

    拖龙船音声象征接续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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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徽州入谱法律文书反映的社会关系

    孙悦董家魁
    73-81页
    查看更多>>摘要：法律文书向来是徽州文书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徽州家谱中收录的大量法律文书具有天然归户性,极具学术价值.其中有部分文书制作主体是官府,而涉及宗族内部、宗族之间的法律文书则是入谱法律文书的主体部分.梳理明清徽州丰富的入谱法律文书,探讨徽州宗族纠纷,进一步揭示出宗族往往是纠纷尤其是诉讼活动的发起者,同时也是调解的中坚力量.

    徽州家谱法律文书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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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王爷园寝地下建筑的初步调查与研究

    周莎
    82-89页
    查看更多>>摘要：作为封建最后一个王朝的清朝,在定鼎燕京后,其所封爵的宗室亲王们大多生活于北京.经历朝绵延,生于斯、长于斯的大清朝的宗室亲王们,在薨逝后,顺理成章地把葬地选择在了北京或其周边地区.他们在这里修建了他们"百年之后"的万年福地,即"王爷园寝".清代王爷园寝的建筑由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组成.从地面建筑上看,园寝多由神桥、碑亭、宫门、享殿、墓冢等几部分组成;从地下建筑来看,玄宫主要由罩门券、梓券、金券等几部分组成.这些地上与地下的建筑样式,充分反映了王爷园寝在当时历史时期的特点.

    清代王爷园寝玄宫地下建筑墓室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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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中后期边疆地方志的土司书写与权力表达——以桂西道光《白山司志》与光绪《百色厅志》为例

    秦浩翔
    90-101页
    查看更多>>摘要：道光《白山司志》与光绪《百色厅志》是清中后期桂西地区编纂的两部特色鲜明的地方志,修志者均对本地世袭土司予以突出记载.然而,由于时代背景以及话语权归属的不同,两部志书的土司书写又存在明显差异.王氏土司掌握道光《白山司志》的编纂话语权,能够在志书中对其家族形象加以建构和美化,以此巩固其世袭地位;光绪《百色厅志》由流官主导编纂,尽管志书同样对土官家族的功绩加以肯定,但其评价则较为客观,同时对于土官的罪行亦予以强烈批判,体现出修志者宣扬朝廷威严、加强改流地区社会控制的深层目的.无论是土官家族,还是朝廷流官,均充分借助官方政治语言,在国家认同的语境下,创造出自己需要的文本,地方志成为其表达话语权的文化资源,以及建构地方历史的重要工具.

    清中后期边疆社会方志编纂桂西土司权力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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